

文 | 刘鑫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
这两天,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上刊登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评论文章,作者是美国经济学家,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迈克尔·佩蒂斯(Michael Pettis)。
如果把佩蒂斯这篇文章里那些晦涩的经济学术语翻译成大白话,核心意思其实就一个:
“中国,欧洲要搞贸易保护了,你得理解欧洲,不怪欧洲人懒,要怪就怪你们太能卷了,卷得欧洲没法做舒舒服服地挣体面钱了。”
佩蒂斯承认,现在的欧洲确实存在官僚主义、基建投资不足、监管审批慢等低效问题,这些是欧洲自己的锅,得改。

但是,即便欧洲把这些都改好了,欧洲企业在全球市场上依然打不过中国。
为什么?
因为欧洲的高工资、高福利、完善的劳动保护,虽然推高了成本,让欧洲产品在价格上没有优势,但这些恰恰是“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”。
只有欧洲工人的工资高了,才有消费需求,全球经济才能运转起来。
而反观中国,中国的制造业之所以有竞争力,是因为中国压低了工资、削弱了劳动保护、补贴了制造业,并且严格控制资本账户。
换句说,在佩蒂斯看来,欧洲之所以“弱”,是因为欧洲太善良、太顾全大局,在用自己的高成本支撑全球需求。
而中国之所以“强”,是因为中国不讲武德,搞“不正当竞争”,通过压榨要素价格来收割全球市场。
为了让这个逻辑站得住脚,文章还搬出了已故的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·卡莱茨基(Michal Kalecki)几十年前提出的一个悖论:
“在一个系统中,如果一个参与者通过压低工资来抢占市场份额,那它确实能赢,但整个系统的总需求必将不断萎缩。”
佩蒂斯借此指出,现在的全球贸易就是一场“负和博弈”。那些实行“以邻为壑”政策的国家(其实就是暗指中国),把成本转嫁给了贸易伙伴。而欧洲作为拥有开放账户和高福利体系的一方,反而成了这种“掠夺性贸易”的最大受害者。
按照这个逻辑,如果欧洲为了提升竞争力,而在这个“内卷”的世界里随波逐流,去削减欧洲人的福利、降低欧洲人的工资,那不仅对欧洲人民不好,对全球经济也是一种犯罪。
因为那样一来,全球的总需求就彻底枯竭了。
所以,佩蒂斯最终得出的结论是:为了不让欧洲“堕落”,为了维护全球经济的正义,欧洲没有选择,只能干预贸易。
听佩蒂斯说完这一通大道理,知道的知道他这是在为欧洲的保护主义背书,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在为市场经济规律“替天行道”呢。

佩蒂斯绝口不提自己主张的落脚地是为了保护欧洲落后的本土产业,而是说成是“纠正被扭曲的全球市场”。
这种话术的转变,实际上是为未来欧洲出台更激进的关税壁垒、反补贴调查,提前铺好了完美的理论台阶。
站在中国的视角上看,很显然,佩蒂斯这种逻辑是充满了傲慢与偏见的。
他把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,简单粗暴地归结为“压低成本”和“政府补贴”,这是典型的战略懒惰。
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如果真的只靠低工资,那现在的世界工厂就应该是东南亚或者非洲的某些国家。
事实上,中国制造真正的竞争力来源,是超大规模市场的规模效应,是几十年如一日砸出来的基础设施,是极其完整的产业链配套,是无数工程师和产业工人的勤奋与智慧。
至于欧洲引以为傲的所谓“全球福利”视角,那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固化的阶级叙事。
在许多欧洲人的潜意识里,全球分工就应该是锁死的:西方负责高工资、高消费、搞设计和金融;发展中国家负责低工资、搞生产、提供廉价商品。
一旦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积累,提升产业层级,想要过上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好日子,就会被指责为“产能过剩”和“输出通缩”。
佩蒂斯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一个让欧洲人听着很爽、但实际上非常荒谬的所谓“解决方案”:
欧洲必须干预外部账户,必须用政策手段抵消外国的“不公平优势”。
什么意思?
说白了,就是既然欧洲公平竞争比不过中国,那欧洲就应该相反设法给中国设置路障,或者干脆判中国犯规下场。

《金融时报》这篇文章并不是孤例,它代表了如今美西方学界和政界正在形成的一种共识。那就是不再从微观层面找借口,而是从宏观经济结构层面出发,把中国的成功定义为一种“原罪”。
这种叙事非常危险。因为它把欧洲自身的结构性衰退,比如福利主义的不可持续、产业政策的僵化,以及创新能力的枯竭等,全部甩锅给了外部。
欧洲的政客和媒体在试图告诉欧洲民众:你们的生活水平之所以下降,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,而是因为东方那个庞然大物,他“作弊”了。
对于中国来说,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,未来的中欧贸易摩擦,将不再是简单的商业纠纷,而是会演变成一场关于发展权力和经济模式定义的争夺战。
对于欧洲媒体的奇谈怪论,中国需要的不是愤怒,但需要警惕。
中国应该做的,不是去迎合欧洲所谓的“平衡”,自缚手脚;而是应该继续修炼内功,提升全要素生产率。
在人类经济史上,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“太努力”“太高效”而导致全球危机的。
真正导致危机的,往往是那些明明身染重病,却还要讳疾忌医、试图通过打压别人来维持虚假繁荣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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